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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傅斯年史评:“倒孔”八年如愿以偿

    时间:2022-06-15

  •   1937年“七·七事变”后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(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)和国民参政会(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),作为朝野各方的参政、议政机构,傅斯年先后被聘为参议员和参政员。他参政期间,嫉恶如仇,智勇双全,尤其是将两位渎职的行政院长赶下台,创下中国议政、谏政的奇迹,肯定空前,可能绝后,

      1938年3月,改组行政院,孔祥熙任行政院长,仍兼财政部长、中央银行总裁,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。权势显赫,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且看傅斯年一介书生,如何步步紧逼、步步惊心,逼迫蒋介石将孔的四顶“乌纱帽”一一撸掉。

      1938年,傅斯年两次上书蒋介石(一次具体日期不详,一次为7月12日),从友邦、人品、能力、用人、口碑、持身、治家等角度,论证孔祥熙“未堪行政院长之大任也”、“身兼各职,皆不胜任”;声称“所知孔氏不满中外人望之事什倍于此”;猛烈抨击孔“似此公私不分,未有近代国家可以如此立国者”,“无权不揽,无事不自负”;最后鼓动老蒋“当机立断,以慰四海之望”。

      远在美国为抗日游说的胡适,人缘一向很好,也一向以“和稀泥”著称,获悉后来电劝傅“不攻孔”。傅不为所动,甚至还与中共的参政员吴玉章联络,希望共同采取行动。孔祥熙也不领胡适的情,自胡适任驻美大使后,一直反胡、贬胡,“不断的说,适之不如儒堂。”(傅斯年《致胡适信》,1940年8月14日。笔者注:王儒堂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。)

      1938年10月31日,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的第四天,傅斯年会同张澜、钱端升、罗隆基、梁漱溟等52名参政员,蒋介石,弹劾孔祥熙,全盘否定其“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”。众怒难犯,老蒋不得不考虑。又以中日桂南战役为由,不愿政局变动过大。拖至1939年11月,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,实权未减多少,但威信大损,开始走下坡。

      1944年9月7日,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口头质询,带头开炮,炮炮直击要害,要求“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”,列举孔祥熙及其家族经营商业、中央银行多用山西人(孔老乡)、黄金买卖、美金储蓄券舞弊等四大问题。最后郑重声明,“我刚才的询问对本会负责,对会外亦负法律责任。”全场掌声雷动!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:“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,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(私人经商,以及滥用公款等问题)。”

      如此炮轰政要,虽然痛快,亦有风险。罗家伦就为傅斯年捏了一把汗,会后去看他,问为什么敢做这样肯定的话?傅说:“我没有根据,哪能说这话。”还取出两张照片给罗看。罗于是感慨傅“说话是负责的,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,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。这种有风骨的人,是值得敬佩的。”(罗家伦《元气淋漓的傅孟真》)

      蒋介石怕事情闹大,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,为孔祥熙说情。傅与其过招不卑不亢,彰显中国士族坚贞不屈之气节。蒋问:“你信任我吗?”傅答:“绝对信任。”蒋说:“你既然信任我,那么就应当信任我所任用的人。”傅说:“委员长我是信任的,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,那么,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。”(屈万里《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》)

      老蒋虽然护短,还是欣赏傅斯年的公心和正直,也有雅量听他的逆耳诤言。于是派财政部次长俞鸿钧等人去核查,一查一个准,毛病多多。1944年11月,孔祥熙免兼财政部长。1945年5月,孔祥熙再丢行政院副院长职务。

      孔祥熙贪赃枉法,肆无忌惮,黑手伸入抗战救国款、救命款,民怨沸腾。1942年,美国政府援华抗战,贷给中国五亿美元。1943年,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提取其中1亿美元为准备金,发行“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”。孔祥熙伙同国库局长等下属,私设公司,巧立名目,中饱私囊,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予以贪污,还有799.5万美元的储蓄券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。

      国库局负责出售这笔资金的两名青年工作人员,给傅斯年寄去几页账本。傅斯年很有政治经验,也谙熟斗争策略。

      第一,收集人证物证。装在一个小箱子里,白天随身携带,晚上则当枕头,寸步不离。写出“地无分南北,年无分老幼,无论何人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,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”名句的著名报人程沧波回忆:“我问他(箱子)里面是什么宝贝,他很紧张地说,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。”傅斯年自承压力,却安抚夫人俞大綵:“此事我大有斟酌,人证物证齐全。你千万不要担心。把老孔闹掉,我至为满意。”(《致俞大綵信》,1945年8月1日)

      第二,耐心等待时机。1945年7月,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上,傅斯年领衔提案,21名参政员联署,题为《彻查中央银行、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,严加整顿,惩罚罪人,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》,要求彻查、改组、追责。

      第三,顾全国家利益。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以“恐被人借为口实,攻击政府,影响抗战前途”为由,要求撤销此案。陈布雷受蒋介石之托,也来游说:“一经大会讨论,公诸社会,恐使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,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。”(杨天石《傅斯年攻倒孔祥熙》)傅斯年以国事为重,不做莽夫,被迫同意不向大会正式提案。

      孔祥熙躲过初一,躲不过十五,还是落个罢官的下场。1945年7月25日,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、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职务。8月1日,傅斯年致函夫人俞大綵:“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。闹老孔闹了八年,不大生效,这次算被我击中了。国家已如此了。可叹可叹!”

      经陈寅恪推荐,季羡林在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时聘为教授,自然地对傅“有知遇之感”。季羡林在《扫傅斯年先生墓》中点赞,“不讲情面,不分场合,……孟真先生成为‘批孔’的专业户,口碑载道,颂声盈耳。”“孟真先生仍然保留着他那一副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,他真正继承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。”

      傅斯年“攻孔”、“倒孔”不为个人恩怨,两个动机皆出于公心:第一,憎恨孔“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,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。”(傅斯年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》)第二,捍卫中国士族之气节和纲常。

      1940年8月14日,傅斯年致函胡适,列出六条“攻孔”理由之后,难掩兴奋,形象描述多年“攻孔”之效。“他(孔祥熙)以前是个taboo(禁忌),无人敢指名,今则成一溺尿桶,人人加以触(浊)物耳”。

      信中又引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就义前绝笔《衣带赞》中的典故“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,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”,表明自己做“最出(初)之一人批逆鳞”,是因为“我一读书人,既不能上阵,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?我于此事,行之至今,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。……士人之节,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。”

      好一句“士人之节,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”!既是傅斯年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,也是其坦荡勇猛的精神支柱。读圣贤书,不为别的,就为从今以后,问心无愧!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,与以孔祥熙、宋子文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水火不相容。傅斯年如同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,不懈与贪婪权贵抗争,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而且尽心为之、尽力为之,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(屈原《离骚》)。

      张载《讲堂录》曾云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”,最终目的是“为万世开太平”。世界真有太平吗?未必;有万世太平吗?未必;你能看到和享受太平吗?未必。真正的儒家之士,不是自信有太平、有万世,而是自信、自愿去“开”,虽千万人、千万难,“吾往矣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。

      金庸名著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主人公郭靖,就是这种儒家价值观的典型。敌我实力悬殊,明知襄阳守不住,明知和黄蓉隐居很逍遥,但还是坚守,决不逃生,决不投降,最后战死殉国。所以金庸称赞郭“为国为民,侠之大者!”傅斯年“仰不愧于天,俯不怍于人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,堪称大侠。

      (2015年11月16日一稿,11月17日二稿。本文为《“士人之节,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”──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言篇》第5节,连载第6节《再轰“国戚” 国士无双》待续。压题照为中央银行两位“深喉”提供给傅斯年的美金储蓄券舞弊案相关账薄,插图为孔祥熙与蒋介石、宋美龄夫妇合影。)